伊朗末代王后的回忆

1972年法拉赫率团出访中国时在中南海与中国领导人合影
　　代表国王出访中国
　　1972年9月，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即去中国访问以恢复邦交来对抗苏联不断扩大的影响。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中伊两国长久贸易往来的象征，这种联系因中国当时的形势而突然中断。国王很想同这个伟大的东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1970年，他派出了一个重要的特使前往北京，那就是他的孪生姊妹阿什芙拉公主，当时她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中国领导人对伊朗这些友好的举动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国王本想亲自去北京，但是有一个礼节上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生病了，不能接见他，这种情况下，率团进行十天访问的责任就交给了我。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次访问。
我下飞机时周恩来总理已在等待我们，我们的周围是几千张年轻的笑脸，他们身穿鲜艳的衣裳，手里舞动着标语，嘴里唱着歌曲。我想这应该就是正式的欢迎仪式了吧，但是我错了。当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时，他们让我乘敞篷车，那时我看到了一律穿着灰色制服的几千个男男女女，还有衣着艳丽的孩子，所有人都舞动着标语，站满了我们要经过的街道。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车子一开动，音乐和歌声随之响起，每隔一定距离就安排了乐队和鼓手。我马上意识到为了迎接我们到来全北京城都动员起来了，因为人群一直延伸至几公里长，大家都一样满面笑容。有的中国人告诉我，这样的欢迎场面只有胡志明来访时才经历过。
那天晚上第一顿官宴同盛大的欢迎仪式一样令人叹为观止，有一千多人围坐在很多张摆放着精美菜肴的餐桌旁。我坐在周先生的右手边，他谈到了两国之间的长久友谊，巧妙地避免涉及我们现有的政治分歧。我心里想:“他该有多久没有说过‘王后’这个词了，对于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的一个人来说，王后‘一定是个被诅咒的词。”直到最后一刻我一直在准备我的演讲。我完全相信只有发自心底的真诚和宣言才能弥合我们之间意识形态造成的鸿沟。我觉得在礼节性的微笑和礼貌的掌声后，有一股暖流正在我们之间流淌。整个招待宴会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温文尔雅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他还试着教我用筷子，不过我的样子把他逗乐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的第一印象。虽然我的活动安排很多，要参观工厂、示范农场、博物馆，还要参加政治会议和招待会，但是我们营造了友好的氛围，有的时候还十分有趣。我仍记得第一晚的情景，有一位中年女士，她温柔的双眼和身上严肃的制服形成对比，是她带我们参观了整个房子，每个房间都精心准备过，我的女主人显然亲自过问了每个细节。我对房子大为赞叹，她显得十分高兴。我到最后才知道她就是周先生的夫人。
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总是碰到人们自发表达的对毛主席的狂热崇拜之情。在学校或工厂，我们经常会夸奖一些年轻的妇女或工人，他们都以同样的话作为回答:“我这是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毛主席，为了北京的太阳。”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上海看到的用针灸而不是麻醉药做的一场手术。我们在一边看着，手术医生打开病人的头骨，而病人从始至终一直都是清醒的，能看得见也能讲话。他们甚至让他吃了几次东西，不过只能吃香蕉。这一切怎么可能？我们迷惑不解。手术完毕医生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们承认并不能提供所有我们想听到的解释，因为针灸是一门经验主义的科学，它源于经验。突然一个革命委员会的人说:“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人民群众。”我们惊讶地看着彼此，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主人对我们还是很敏感。当参观一些陈列以前皇帝物品的博物馆时，和苏联人不同，中国人会小心地带我们快速走过一些可能会导致尴尬的展品。他们从未有过任何含沙射影。当我同毛夫人一起喝茶时，整个谈话过程中的拘谨和克制十分明显，但这并没有阻止我想象这个严肃的女人一定十分讨厌我。
此行最感动的时刻就是我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给我丈夫打电话的时候，这象征着中伊重新开通了他们以前沟通的路线。国王能听出来我的感受，他和我一样激动。
国王之死
十四个月的漂泊，尝尽艰辛，受尽耻辱，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离开开罗之后发生的。好像要把这一切都抹去一般，萨达特总统和夫人给我们铺上了红地毯，并且站在悬梯脚下欢迎我们。仪仗队也列队欢迎。国王非常感动，眼睛湿润了。安沃尔?萨达特热情地拥抱他，一如十四个月之前那样。我丈夫非常虚弱。姬罕后来写道:“看着他，我再一次感到美国人是多么无情。国王连下悬梯都有困难。他非常瘦，衣服看起来是他身体的两倍那么大。他脸色苍白。如果说什么人最需要朋友的话，那无疑就是他。”
在我们到来之前，埃及议会举行了一场辩论。辩论以384票对8票的结果授权萨达特总统以基本人道主义和伊斯兰热情好客的名义接纳我们。因此，埃及全国都知道我们的到来，机场有欢呼的人群欢迎我们。
埃及总统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库贝赫宫。军医院已经为国王腾出了一翼，为国王做脾切除手术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
离手术只剩下五天了。这五天似乎很漫长，我整天都是在极大的不安中度过。埃及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热心:有些打电话给医院要求献血；有些则写信；在医院门口，接受世界各地记者采访的商人和围观者无不善良地称国王为“兄弟”。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有遇到发生在纽约医院前的充满仇恨的示威活动。
时值1980年3月28日，星期五。手术进行时，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我多么希望能把一些我的力量和健康给我的丈夫啊！病变的胰脏奇大无比，竟达1900克重。国王觉得好受了点，但是当我得知医生们在肝脏里发现了肿瘤细胞时，我简直崩溃了。
尽管持续疼痛，我丈夫似乎慢慢地开始恢复了。很快，医生们开始允许他离开医院了。虽然那时我对未来很悲观，但是看到这个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人在库贝赫宫里慢慢走动时，我觉得这简直是上天的福佑。
国王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逝，他又开始发烧了，体温越来越高。医生们经常给他输液，开了许多抗生素，以致他全身没有一根血管是完整的。他已经失去了食欲。孩子们逗他开心，但没有用；我想哄他吃，但是他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国王必须再次住院治疗。
那天夜里和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我就睡在医院我丈夫房间旁的一间屋子里。我把门彻夜开着，这样，我就可以确信他还在呼吸，他还活着。他的心跳声被监测仪放大了，伴随着我的呼吸声此起彼落。那些不眠之夜充满了不安以及我和孩子们的忧伤。
费涅兹医生的手术很成功。我丈夫很快又能够坐起来，并能够起床了。一些伊朗人苦苦请求允许他们见见国王。
国王似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力量。他显得精力充沛，以致那天我决定把三个年小的孩子送到亚历山大去。我想要他们摆脱这种紧张的可怕的医院气氛，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个月了。
但是那天夜里，我丈夫突然不知什么原因陷入了昏迷。
不错，法拉赫纳兹确实在她父亲的病榻旁；礼萨则在床脚，而我站在另一边，离医生们很近。国王先是急促地呼吸了两次，然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停止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都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有一阵子。阿什拉芙公主也在床脚那头，她轻声对我说:“合上他的眼睛。”我照做了，然后从他枕头底下取出一小袋从伊朗带来的土壤和他的祈祷书。他一生都把这些祈祷书带在身边，放在一个布袋里。路易皮尔尼亚医生取下国王的结婚戒指，然后递给我。自那以后，我就把它戴在了同一个手指上。
过了一会儿，有人叫我们离开。后来，我们一个接一个进去，最后和他吻别。当我的嘴唇触到他的额头时，我突然隐约感觉他还活着。
葬礼于1980年7月29日举行，是在国王逝世两天后。他的遗体停放在阿伯丁宫殿，期间乐队奏着伊朗国歌。听着国歌使我们大家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们离开伊朗以来第一次听到。参加葬礼的队伍顶着酷热向埃尔里法清真寺前进，那里将是我丈夫的临时安息地。在穆斯林国家，妇女传统上不允许走在棺椁的背后，但是我坚持要跟着。萨达特总统告诉他的礼宾官说:“就按法拉的意思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