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是什么人制造了八国联军？ (2)

　　正是这种相互钳制，限制了任何一强在中国的肆意妄为，并促成了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寻求统一，没有统一步调谁能单独挣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谁又能进一步获利呢？

错把中国当非洲

　　在对20世纪初中国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强很快就得到了统一：中国和当时的非洲一样落后，跟中国人说话可以直接用大炮。

　　留着两撇超长八字胡的开罗总领事窦纳乐上校1896年接到伦敦的调令，就任驻华公使，这是一项跨级的擢拔，窦纳乐很乐意接受。但是一到中国，他就发现跟总理衙门的交往很不愉快，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用父亲对儿子的口气指点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文书）。在他1896年给伦敦的一份电报上记录着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具体到对华政策上，直接拿大炮来校正桌面上行不通的交流。

　　窦纳乐公使对中国的看法和言行，令他的同胞、被中国聘为“客卿”的总税务司赫德痛心疾首，这位已经在华工作了46年的老中国通认为，窦纳乐的任命值得关注了，“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Negroid，黑人）的经验”。

　　简单粗暴的念头占领了窦纳乐的理智，以至于后来处理传教国在中国引起的民教冲突时，调兵成为他唯一思维。英国政府一直想拉回这头想要脱缰的马，在1900年5月底，英国外交部还来电指示他：不要挑头，不要多说话，凡事让别国公使牵头就是。

　　1861年自英法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各国开始向中国派驻领事机构，后来逐步升级为公使馆。在此后30年的国际政治风云中，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资本投资代替了贸易，在中国经商被投资能源业、铁路并从中国抽血所代替。最终打破远东平衡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结果，给西方列强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对华政策从此变得激进起来。

　　最直接的表现是，甲午战争前后在华工作数十年被称为“中国通”的第一批各国公使，相继调离中国，窦纳乐接替了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前任欧格纳。

　　德国调走了在华工作33年的巴兰德，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两年不到，同为非洲事务专家，1899年克林德男爵接替了公使的职位。

　　1900年之前陆续来华的，还有意大利公使，跟窦纳乐和克林德一样，两位走马灯一样出场的意大利公使都来自非洲，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不甚了了。

　　这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公使，都有一个职业爱好，就是相互琢磨，在提交给本国的报告中，对他国的分析比对中国的分析多得多。

误会的产生

　　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义和团时，窦纳乐很快就找到了与美、法、德、意四国的另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保护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民教冲突刚开始时，公使们并不认为事态真像传教士们呼吁得那么严重，窦纳乐也觉得主教们过于夸张了。

　　法国人樊国梁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执掌北京西什库教堂30多年。西方要员来京，都会因其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去拜访。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还跟清廷要到了二品顶戴。

　　窦纳乐从3月以来，郁闷了一阵子，3月10日公使团扬言联合海军示威，伦敦得知后，批评窦纳乐擅自任公使同盟领导很不当，伦敦不愿意在传教问题上和中国动武。

　　但是在兖州传教的德国人安治泰和北京的樊国梁不断向公使团和政府上报各种民教纠纷和教民死伤情况。他们上报的数字，总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肆意夸张。安治泰从1890年代开始，就秘密地为德国政府服务，梵蒂冈和他所在的“圣言会”曾多次提醒他，不要陷得太深。他反而到处吹嘘，自己已能将清廷玩于股掌。

　　用拳民备战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5月12日又发生教案。教民遇难5人，樊国梁先是称68名教民遇难，后称“被杀无数”，他还说拳民高举“奉旨作战”的旗帜。这句话消除了公使团在召护卫队进京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它说明抗洋是有政府支持的。为平息“高洛大屠杀”，清政府派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去增援，没想到22日杨福同就被拳民杀死，还伤亡十数士兵。

　　公使团的关注点不在杨福同被杀上，也看不到官逼民反。他们揪住高洛村传说中的死伤无数和“奉旨作战”。认定中国政府是拳民的后台，要驱逐传教国。

　　5月20日联席会议终于召开，集中讨论樊国梁那些充满中国政府阴谋论的信件，而结果是需要护卫队进京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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