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由盛而衰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

安史之乱的时间：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是唐中叶朝廷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分权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这场战争前后长达8年之久，中经洛阳之战、常山之战、河阳之战等重大战役，最后以唐朝平定叛乱结束。

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

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度破坏，募兵制逐渐产生，驻守边防城镇的节度使大批招募军队，在其防地内逐渐取得了政权、财权和兵权，势力渐渐壮大。朝廷权力被藩镇割据势力分割。节度使不服从朝廷调遣，联合起来反对中央，甚至向皇帝兴师问罪，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京师禁卫寡弱，不足以控制外地节镇之兵，形成外重内轻局面。

天宝元年（742年）唐全国有55万军队，其中49万驻守边境，归各地节度使掌握。河北边防重镇平卢（今河北卢龙县）、范阳（今北京市）节度使更是兵精将广，势力强大。各地节度使都以养兵起家，极度姑息将领，士卒骄横跋扈，废易主帅为常事。如河北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定州市）、魏博（今河北大名县）三镇在位的57个节度使中，由朝廷任命的只有4人，其余53人或擅立，或为士兵拥立，其中又有22人为部下逐杀。因此，在藩镇统治地域连年征战，攘夺不休，这种局面使方镇节度使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野心不断膨胀，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在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为了抵抗叛军进攻，所以就把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唐王朝在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并且让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因为藩镇的节度使们掌握着本藩镇内的最高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所以在他们逐渐的坐大以后，就有些藩镇开始不服从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了。这些藩镇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从唐代宗李豫开始到唐德宗李适，是藩镇割据形成发展时期。这就是唐朝最为有名的“藩镇割据”。

    这些藩镇名义上虽然是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管制，实则是自己各霸一方，不服从中央的政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朝廷进一步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雄，互相兼并。中央的政令在他们那里失去了效用。更有甚者还发动针对中央的叛乱。在唐德宗时期，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各地节度使，唐德宗也试图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办法失当，反而引起节度使的反抗。后来节度使梁崇义发生叛，随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再后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弄得德宗皇帝先是逃到了奉天，后来又逃到了梁州。后来勉强的平定了这几次叛乱，在此基础上唐德宗但是唐朝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控制各地的不断做大的藩镇了。于是唐德宗在无奈的情况下发布了《罪己诏》，首次明确的声明不再约束各地的藩镇，对其姑息迁就。从此，唐王朝的中央权力进一步削弱。而各地藩镇则乘机不断的发展壮大。

    但是在唐朝的皇帝中也出了一位对付藩镇割据的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唐宪宗，面对着越来越做大的各地藩镇，宪宗继位后，着手开始对各地割据的藩镇开展了一系列讨伐的战争，宪宗继位的第二年就开始对西川节度副使刘朋开战，并且获得了胜利，同年夏绥杨惠琳不肯交出他的兵权，并且发动叛乱，宪宗也对他作战，杨惠琳战败被杀。807年讨伐镇海节度使李?，813年魏博节度使田兴规伏唐朝，813年他开始抗衡拒唐朝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作战，但没有能够获胜，从815年到817年他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这些成果被称为“元和中兴”。吴元济被平定后，在这个时期内，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唐朝中央取得了胜利，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全国所有的藩镇名义上全部规伏唐朝。

    但是宪宗皇帝的这一系列的成果，也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一些地方的藩镇又开始发动规模不等的叛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继位的新皇帝也没有宪宗皇帝那样的气魄和胆量，使之一些个藩镇重新又坐大并与朝廷分庭抗礼。特别是在唐昭宗即位后，由于政局腐败、民不聊生，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的涌现，像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甚至打进了首都长安，赶跑了唐朝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又一次的向各地的藩镇妥协，答应他们的条件，让藩镇去平叛，而各地的藩镇则趁着平定农民起义的大好机会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力量，藩镇的实力在这一时期，首次的超过了中央的实力，唐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唐昭宗根本没有实权。在这些藩镇中实力发展最快的还是朱温了，后来，唐昭宗被当时最大的藩镇朱温控制着。朱温为了灭亡唐朝，自己做皇帝，先杀掉宫里所有宦官，再不顾大臣反对迁都洛阳，接着镇压各地藩镇，最后又于天佑元年（904年）杀害了唐昭宗。另立了唐哀帝，而唐哀帝不过是藩镇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而已。唐天佑四年（907年），朱温见废帝灭唐时机已到，便先将唐朝朝臣全部杀光，接著又废哀帝为济阴王，自己做皇帝，唐哀帝也在被废后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被朱温毒死。 

    所以说在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最为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各地藩镇实力和力量强大，唐朝中央政权已经变得虚弱无力，几位皇帝几次打算削弱藩镇权力的努力，不仅没有到达目的，还消耗了唐朝中央政府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以至于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各地藩镇较量。与此同时，与唐政府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各地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在无奈的情况下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自保，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就这样，唐朝由强转衰，始于藩镇割据，最后唐朝灭亡，也是始于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 资料图

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分权

安史之乱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平叛以后各地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中央政府被迫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权和经济管理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在经济上由此走向分权。（www.zhongliu365.com）

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中央与地方财税体系的重建。由于平叛期间中央允许方镇“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道自供”，从而使藩镇节度观察使成为独立的财政实体，中央对地方州县一以贯之的财权和税权被改变，中央所需支出只能从藩镇财政收益中分割。地方藩镇和州县也依靠的是原来维持地方财政、以支定收的户税和地税，而不再是以往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因为战争时期人口转死流移，租庸调制赖倚的户籍制度趋向瓦解。至公元780年，唐政府不得不适应地方的财税现实，废除租庸调，推行两税法，并采取定额化的两税三分体制，旨在确保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使唐前期统收统支的租庸调财税体系被定额三分的两税法代替。同时，户籍制度也由重人丁转向重资产，“据地造籍”成为户籍制度的新原则，进而演变为有土地的主户和没有土地的客户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唐前期的均田制和户籍制是国家利用中央集权强制推行，最终来维持人头税的征收制度。而两税及相应的土地、户籍制度依赖的是土地、人口等经济要素在基层社会的自发结合，它不排斥土地、人口的自然流动。

安史之乱后地方的分权不仅改变了唐前期基于农本财政的中央经济集权制度架构，也使传统的抑商政策产生松动，商品经济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两税法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两税定额制使中央政府的这部分财政收入被限定，中央集权适用的空间极小。随着安史之乱时期人口的迁移，户籍制度的紊乱，原有对商人进行人身束缚和控制商人活动空间的制度亟待改变。然而，唐中央政府推行对盐、茶、酒等重要商品的专卖制度，专卖制度的本质是中央垄断重要商品的经营权，排斥地方分利。尽管中央政府力图维持原有的商品经济秩序，但地方出于财政利益的考虑却采取鼓励发展商品经济，希求扩大商税收入。中央推行专卖制度本身也是靠商品经营来实现，说明了农本政策的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人的社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