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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发生在北宋历史真伪辨(2)

来源:www.zhongliu365.com时间:2012-12-07奇闻指数:编辑:admin手机版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

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

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办法,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www.zhongliu365.com)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底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实际上,赵匡胤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

  由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慨,用《宋史》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石守信底本是一员仁将,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顿悟”了,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国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打消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污腐败,赵匡胤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甚至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必须处理时,他也尽量手下留情。

  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批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970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有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批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践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然,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慧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这种“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除了在立国之初发生过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在帝国后期,“以腐败换兵权”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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