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发生在北宋历史真伪辨(2)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

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

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办法，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www.zhongliu365.com)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底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实际上，赵匡胤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

　　由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慨，用《宋史》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石守信底本是一员仁将，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顿悟”了，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国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打消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污腐败，赵匡胤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甚至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必须处理时，他也尽量手下留情。

　　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批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970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有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批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践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然，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慧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这种“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除了在立国之初发生过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在帝国后期，“以腐败换兵权”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