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妓女而终身不娶的大诗人(2)

　　
　　姜夔，自号白石道人，一位在宋代词坛开创清空词风的著名词人。他少年才俊，风流儒雅，曾几度客游合肥。据词学家夏承焘《姜白石编年笺校》考证，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姜夔时年二十一岁，他第一次到淮扬，住在城南赤阑桥边，便爱上了桥边被誉为“合肥双艳”的两个妓女，弹琵琶的姐姐和弹古筝的妹妹。姐妹俩陪姜夔游巢湖、登姥山，泛舟水上，弹唱姜词，郎情妾意，令姜夔心旷神怡，即便小别，亦常在梦中与这对姐妹相会。后来姜夔应朋友之邀去做了幕僚，离开了合肥，与姐妹分手时曾誓言必来迎娶，订下白首之约。但后来竟没有结果，他于十三年后再次去合肥时，二女已人去楼空，一场苦恋，终成绝唱。姜夔终身未娶，以孤老终其生。
　　
　　类似的事宋张君房《丽情集》还有不少记载，如《卷中人》的中的裴敬中与崔徽，《寄泪》中的裴质与灼灼，《环者还也》中的张生和崔郎。其中要数裴敬中与崔徽的故事最为有名：寄唐裴敬中为察官，奉使蒲中。与崔徽相从，敬中回，徽以不得从为恨，久之成疾。自写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在古代，文人和妓女同属下九流，特别是一些穷酸文人境况甚至还不如妓女，比如宋代的柳永死了都还是妓女集体出资安葬的，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谁看不起谁的问题。可他们为什么要彼此失信？我想，不外乎有下面四个原因。
　　
　　一是妓女年龄太小。根据杜牧所作《张好好诗》来断定，他所结识的那名妓女就叫张好好，而且开头第一句就是“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其《张好好》诗序亦云：“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于宣城乐籍。”可见张好好当时年仅十三岁。宋代苏轼《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亦有“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的句子，可见唐宋时，许多妓女的年龄都很小，按现在的标准还是未成年人。也说明当时的嫖客喜欢雏妓，就像现在的泰国等地雏妓盛行一样。不过，和我们的老祖宗比起来，他们可能至少落后了一千年。另一方面说明杜牧等人多少还有些良知，不像有些嫖客那样喜欢摧残幼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就是一个。据清潘永因《宋裨类钞》之四《闲情》记载：“范文正公守鄱阳郡，创庆朔堂，妓籍中有小鬟者，尚幼，公颇属意。既去职，以诗寄魏介云：“庆朔堂前花日栽，便辞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介因鬻以赠公。”文正是范仲淹死后谥号，他在鄱阳郡当官时，创建了一个供达官贵人玩乐的娱乐场所——庆朔堂。庆朔堂有一个叫小鬟的乐妓，年纪很小（可能就是苏轼说的那个小鬟），只有十一二岁，却颇让范仲淹中意，可还没等到他下手，就离任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小鬟，就写了一首诗给继任魏介。魏介太了解范仲淹的心思了，赶紧将小鬟买下来送给了他。
　　
　　二是官府的禁令。唐宋时由官家豢养以供宴席应酬的“营妓”，或称“官妓”，《西湖佳话·白堤政迹》：“唐朝的法网甚宽，凡是官府到任，宴会饮酒，俱有官妓承应。”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库”即酒楼，但逢场作戏之宴席间的调笑应酬可以，产生实质性的相亲相爱或两性关系不允许。唐代对于官吏，无冶游禁令，清赵瓯北《题白香山集后》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倡条。”但召妓侑酒也不能太随便，必须得到许可，唐孙棨《北里志》云“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置于他处”，故官吏益为放浪。宋代则禁令甚严，无论是官是妓触犯都要受惩罚。《宋史·蒋堂传》载：蒋堂知益州，“久之，或以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苏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亦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薛希涛宁死不肯出卖祖无择，实在够义气，难怪明冯梦龙《情史》将她列入《情侠类》。因此像欧阳修、范仲淹这样做官做到一定程度的人，和妓女来往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了。至于几十年为什么一直不能谴怀，这就是文人多愁善感的脾性作怪了。作为妓女，尤其是官妓，和政府官员来往，也不得不有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