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衙破落没钱修高官都是租房住(2)

　　
　　苏轼在给朝廷的报告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然而，州衙“弊漏之极，不即修完，三五年间，必遂大坏”，到时再大修，就不是四万余贯钱所能解决的了。所以，苏轼“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朝廷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这次修衙的预算数目太浩大了，四万贯钱，折成人民币，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元。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这样，朝廷只要拨给杭州度牒，既可赈灾，也可修衙，一举两得，一物两利。苏轼还特别说明了救饥的重要性：“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
　　
　　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给杭州，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测杭州官衙最后应该是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邸制
　　
　　宋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仁宗朝的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韩琦所言，绝非夸大。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调到京师任职，租住的是破旧小屋，一下大雨就浸水，他只好像唐朝的白居易那样写诗谴怀：“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连宰相都是租房居住，有朱熹的话为证：“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真宗朝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职务）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