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15)

　　
　　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