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结果可想而知,立即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在谕旨中还不忘大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粤,琦善彻底倒下:第一,戴着铐子被押解进京;第二,家产全部被抄;第三,被怀疑拿了英镑英物(贿和),与义律往来说话,情义亲密,着严加审讯;第四,初判斩监候,复改遣边。
可以说,如果不是怡良密折,琦善顶多是两次“严加议处”。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其后的发展,但怡良的密折,至少提前了琦善倒台的时间,加重了琦善倒台的速度,让琦善倒得很快很难看,比林则徐最后的充军伊犁要惨多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夷务不力遭处罚最重的琦善却最早被道光皇上开复使用。有一则时人笔记甚至认为道光后来“对此事有愧焉”。道光有愧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继琦善办夷务的后任们,虽然在广东与林则徐亲密合作,但结果并不美妙,特别是后来的《南京条约》,比琦善签的《穿鼻草约》更失国体。道光若脑子会转的话,他会发现,至少琦善能把夷人阻挡在广东,而不会让他们一路高歌凯进,窜到南京与天朝叫板,且条件比原先严酷多了。
事实上,道光的脑子确实会转。可以说,战事一结束,《南京条约》一签订,琦善最早被起用。1843年1月26日,道光赏琦善四等侍卫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两个月后,以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气坏了,上折弹劾,一下子弹了三个大吏:琦善、奕经、奕山等,历数三人罪状,并重点说明公论不可违,大家都“切齿”于琦善这个“罪魁”呢。道光表示接受,收回任命,但为琦善等人辩解说:“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予以自新。”今见该御史敢言直奏,朕m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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