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物学家质疑达尔文进化论(2)

　　但是，近来，“均变论”却节节败退。“灾变说”卷土重来，带着一声巨响，或者洪水，或者宇宙辐射，或者大量之前不为人知的讨厌化学品。这样，我们从作者们那里得知，我们古代的祖先不得不对付“火、冰、雷电、毒气、食肉动物的尖牙、残酷的竞争、致命的辐射、饥饿、栖息地的巨大变化、对地球上每个可居住角落的无情殖民过程中的战争与征服——每个情节都给今天的DNA总和留下痕迹”。其结果是一种新的理解，与其说围绕新有机体的产生，不如说围绕导致物种灭绝的事件：这些事件曾经被认为非常缓慢，而且不大可能发生，但现在却越来越被视为进展迅猛并在有些时候带来灾难。

　　对灾难的强调是《生命新史》的3项核心新发现之一。第2项核心发现涉及某些常见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无机分子，特别是二氧化碳、氧气和硫化氢。沃德和基尔施文克很好地显示了这些卑微的无机物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地球上的生命。比如，两位作者写到“大团剧毒硫化氢气泡升入大气层”“地球杀戮的新词条，提供了从海洋到陆地灭绝的关联”。他们后来显示，高浓度的大气层氧气很可能是翼展达到30英寸的蜻蜓得以进化的关键。

　　在这里和其他一些段落，《生命新史》因为富有感染力的热情、给人深刻印象的学识和对生命时起时落时快时停的艰辛历程的可信叙述而值得赞许。生命与其说是在数亿年的时间里逐渐展露，不如说是面对各种危机和机会在跌跌撞撞中前行，这包括太多的氧气、太少的二氧化碳、太少的氧气、太多的二氧化碳、太热、太冷——极少出现“不多不少”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还好，除了在急于强调新的、不同的东西时，两位作者在古尔德坠入的陷阱边缘摇晃，那就是夸大自己想法的独创性。地球上上演的灾难和同样剧烈的化学爆发无疑应该得到沃德和基尔施文克极力主张的关注。但这些只帮助描述了自然选择发生的环境，而远非什么全新的机制。进化本身仍然由那个强硬的过程驱动：某些遗传要素胜过另一些遗传要素的差异性繁殖，这是进化生物学家早就公认的根本。

　　涉及所谓新范式的第3根支柱，问题就来了。作者写到：“生命的历史或许由物种构成，生态系统的进化却始终是影响现代生命形成的首要因素……我们知道，远古时代，有时会出现全新的生态系统，生活着新的生命形式。”这没错，但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新的生命形式”而非整个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