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历史”不存在：杨门女将扑朔迷离(11)

　　极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几十年后出现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编个人名随意加上去的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今天的人无法理解，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作者，本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怎么会有人不愿意署名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小说”算不得文学作品，“小说家”只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这些人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要么自己讲，要么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不但不敢争版权，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在读书人的眼中，写八股文章的才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才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被取消了进入乡贤祠的资格。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毫不奇怪。

　　江浙人写不出山东话？

　　还有一种观点更有趣。有人认为施、罗是江浙人，而《水浒传》中满是山东、河南方言，江浙人施、罗不可能写出山东腔，所以二人都不是作者。

　　先来看看施、罗的生平。

　　施耐庵或者罗贯中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基同榜中进士，并与刘基结识，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来退出官场，终生不再仕，立志著书。大约在1296—1370年间去世，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有一种说法：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此地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文章都提到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即便不是事实，至少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还有人说施耐庵曾经当过张士诚的军师，可惜张士诚目光短浅，不听施耐庵的良策，于是施耐庵离开了张士诚，张士诚也终于被朱元璋打败。张士诚的失败，施耐庵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也有一分责任，所以他在《水浒传》中特地把梁山军师智多星吴加亮改名为“吴（无）用”，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帮助张士诚平定天下—是军师无用啊。

　　白驹场现在有不少与施耐庵有关的遗迹，如施耐庵陵园，还有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丰五年（1855年），施耐庵的十四代孙施涔将此斋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世始祖施耐庵的牌位。

　　据称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安人王道生作，其中提到施耐庵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多部著作，每一部著作完成都要仔细校对，其中得到弟子罗贯中的帮助最多。从文字看，作者王道生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们的考证，此文仅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本，也没有旁证，有伪造的嫌疑。

　　后来又陆续发现各种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如清咸丰年间的《施氏族谱》、施家桥出土的《施让地券》《施氏家簿谱》等文物，民间也有各种传说。整合这些资料后，可以大致勾勒出施耐庵的生平：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是他的又字或者别号。祖居扬州兴化，后来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白驹著书，后因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去淮安，死后骨殖迁葬白驹施家桥。

　　关于以上推测，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在施耐庵死去几百年了，《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才出现的，不是第一手材料，可信度不免要大打折扣。

　　再来看罗贯中。

　　通常的看法是，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除《三国演义》外，还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共几十种。但是从这些作品的文字水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很有可能是罗氏的早期作品或后人伪托。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认为《水浒传》不可能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再说，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即首都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因此，认为施、罗都与《水浒》无关的说法不可用。只是，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

　　施、罗不可能同为作者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

　　如果前文对二人的生平考证属实，那么，二人同时著书似乎不大可能。从年龄上看，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时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另外，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这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来。一般来说，老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于学生，也不会相差太远。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如果罗贯中参与《水浒传》的“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老师的作品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举几个典型的错误。

　　其一，为了救宋江，两百多梁山好汉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如此不要命的军事部署，写出精彩三国战争场面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看得下去？

　　其二，救史进和鲁智深时，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来回三四千里，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最终平安回到梁山。这简直是军事神话。任官军的力量再薄弱，也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否则大宋的江山早就拱手让与他人了，怎么可能持续三百年之久。

　　其三，小说中称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路过阳谷县时顺便打死了一只老虎（景阳岗打虎）。然而，这个路线犯有严重的地理常识性错误。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两三百里，阳谷县在沧州的南面五六百里，三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武松本可以从沧州直接回到清河，没必要“路过”阳谷县。但是小说中，武松不但路过了阳谷县还在那里的景阳冈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后又折回头回到清河县。

　　再比如著名的“智取生辰纲”。书中说朝廷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中途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导致生辰纲最后在黄泥冈被劫。且不说这条道路有现成的“官道”，官兵根本没必要走荒山野岭。可见《水浒传》对这些地方位置描述就有错误。从山东大名府到开封几乎是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路线，按小说的说法，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大名府的正南、开封府的正北面。可是，《水浒传》中又说，黄泥冈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二龙山、桃花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这显然是作者地理知识不足造成的。

　　书中类似地理和战争的硬伤还有不少，像这样的错误，不太可能在熟悉地理和战事艰辛的罗贯中笔下出现。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即《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几乎没有错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是个没有到过北方的南方人，或者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此外，作者对北方气候的错误描述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南方人。

 

　　例如“风雪山神庙”那一场。当时林冲的住处被奸人所烧，林冲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此时梁山泊不但没有结冰，还“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林冲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一节，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其他马就会受影响)。就是当时正值冬令，在那冰封的湖面上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哪里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连环马极有可能是从岳飞拐子马联想而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将以上种种观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至于罗贯中是否是施耐庵的弟子并且参与修改，鉴于书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没有参与其中。

　　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911年灭亡，前后共历十位皇帝，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名叫福临，是清朝二任帝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无论是按照立嫡以长，还是按照立嫡以贤的传统，他原本都与皇位无缘。可这位九阿哥却天生有福，不仅坐上了皇帝宝座，而且还凭空捡来一只“肥鸭子”—从李自成、吴三桂的手里夺去了明朝的万里江山。登上皇帝宝座，福临靠的是皇叔多尔衮和母亲孝庄皇后，窃取明朝江山则因有了大汉奸吴三桂。

　　顺治六岁登基，在位只有十八年，二十四岁便病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顺治因爱妃董鄂妃之死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当了和尚。那么，顺治究竟是病死了，还是出家当了和尚，这已是一个历史疑案。紧接着，又有人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这是真的吗？此又是一个疑案。

　　浪漫的传说

　　明朝末年，江南有“八大名妓”和“四大公子”。当时八大名妓号称“秦淮八艳”，董小宛就是其中之一。“四大公子”指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慧、冒襄（冒辟疆）。

　　传说清军大举南下时，董小宛被督署江南的洪承畴抢走献给顺治。顺治一见董小宛龙心大悦，二人感情迅速加深。顺治先将董小宛册封为妃，接着又立为皇贵妃，一代名妓就这样成了董鄂妃。

　　但在孝庄皇太后看来，董小宛作为一个汉族女子，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后妃得到皇帝的专宠，更重要的是，她认为顺治的这种感情再发展下去会坏了国家大事。于是她以学佛的名义，将董小宛送到西山玉泉寺。但是这没有阻止顺治和董小宛的见面，顺治不但千方百计与董小宛约会，还一再威胁太后说，如果董小宛有什么不测，他肯定不当皇帝了。后来，孝庄设计烧了玉泉寺，谎称董小宛被烧死。顺治痛不欲生，从此沉迷于佛教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