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历史”不存在：杨门女将扑朔迷离(14)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不管是否全面真实地看待这些帝王将相，都不能完全洗脱他们的罪恶，在极权统治之下，帝王将相之间的差别只在罪恶的多少，而不是有无罪恶。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褒之者认为他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功大于过。贬之者则认为他阴险、残忍、暴虐。如此残暴的君主，似乎在他的专制统治下发生过的一切残暴血腥之事都不足为奇，诸如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那是在秦始皇一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点。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秦始皇曾有“禅让”的念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自称始皇帝，并规定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是自西汉起，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起初秦始皇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传位的念头。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乖张、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边。然而，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有史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西汉刘向所著《说苑·至公》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在场的博士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泰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令之不紧不慢地说：“陛下你大兴土木，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你还偏驳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以你这样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于是罢谋，自此再也不提禅让了。

　　在上面这段话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们以禅让的形式传递王位。“五帝”在历史上有三种常见说法，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第二种说法是太白皋、炎帝、黄帝、少白皋、颛顼—见《礼记·月令》；第三种说法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见孔安国《尚书序》。三皇五帝在历史上被奉为德性的最高典范，当时参加会议的博士们可能都认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说，于是集体沉默，只有鲍白令之出言将秦始皇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

　　对于《说苑》中的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史记》的绝对信任。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不记的内容，后世学者们往往会不予以承认。再说，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像是天方夜谭。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

　　然而，我们若将《说苑》中的这段资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

　　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異》。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篡位的。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著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说苑》—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该不会有太大的走样与讹误。加上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已不像汉初人那样憎恨，不会排斥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为。刘向或许正是掌握了这则资料，并且在编撰《说苑》时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过禅让吗？《说苑》中的内容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吗？由于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还无法确定最终的答案，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给秦始皇的人品作一个新的评价，所谓的专制暴君竟还有如此深明大义的事迹。

　　只“焚书”未“坑儒”

　　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贬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