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遇刺案：是犯罪还是义举？(5)

　　
　　民国年间，由政府如此公开干预司法签署特赦令的案件，实属少见，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
　　
　　孙传芳遇刺之时是在1935年，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当政期间。作为一个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前中国南部的前军阀首领，也是南部地区政府的实际掌控者，国民政府在宣扬自己政权合法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将更早的军事领袖及其政府非法化，纵观中国历史，每次政权的更迭这个过程都必不可少。
　　
　　而施剑翘，十年含辛茹苦，只为报仇，孤身杀死政治上不正确的“大军阀”，既符合社会伦理，又能彰显“旧军阀”黑暗的典型，而且还是顺应民心之举，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在众多力挺施剑翘的社会舆论中，也有一些宣扬坚持司法独立，法院判决不能被社会舆论所绑架，法律归法律，人情归人情，一码是一码，不能因人情而影响法律的判决，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若干文章，都力图申明“法律至上”的观点，也有人指出施剑翘的这种复仇行为是封建礼教的迂腐思想，若是基于孝道的报仇行为就能得到特赦，置法律的公平与威严何地呢？不过这些都在一片为施剑翘的叫好声中边缘化了。[16]
　　
　　施剑翘一案在审判过程中，各种权势运作，背后的大佬们纷纷作推手，夹在中间的主审法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事过多年，一审法官文人豪与人谈及此案，说在这一案件的庭审中，做为主审官的他以及其他法官都受到了不少社会权威人士干扰。但是，出于正义和良知，几经合议，他们还是肯定了施剑翘的自首行为，没有判其死刑，也没有因此过轻地量刑，判决的结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而后二审三审，随着社会舆论的干扰与政府权势运作之下的特赦，虽然结果尚好，但总有一种难言的苦涩。若是本案的主角只是一个普通人呢？案情的结果可能又是一番光景。传统伦理、法治观念以及权势的冲突与交融还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延续，纷纷扰扰的施剑翘一案，其实只是一个微缩的“民国”。（文/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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