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后权力结构不稳固(2)

　　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启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而恰恰这一年，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

　　若要讲清楚如何“错位”，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首先，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不过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几经更迭。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作为国君，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加强集权刻不容缓。

　　为削弱“八王议政”，掌握绝对股权，康熙、雍正父子可谓前仆后继，费尽心机。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宫西南的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权势日崇”。较之其父，亲历夺嫡之事的“四爷”雍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升级版的权力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为确保军政机密不外泄，雍正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枢。况且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佐皇帝处理政务。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枢。况且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自军机处设立始，雍正将本是大股东身份的皇族成员一律排除于权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绝大多数股份，只允许小股东、职业经理人管理国家的体制。从此清代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专制集权。康乾百年朝局稳定的出现，与此中央权力构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