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后权力结构不稳固(3)

　　“错位”：最高层权力结构不稳固

　　不过到咸丰朝，这种权力架构开始出现松动。登基后第三年，咸丰就打破祖制，允许大股东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军机处。虽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气象一新，但咸丰担心其坐大成势，威胁自己的控股权，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职务。不过七载之后，咸丰北逃热河，身患重疾，实际大权旁落于以肃顺、端华、载垣等为首的“八人帮”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端、载二人俱为铁帽子王，久被闲置的大股东们再度染指最高权力。按照《剑桥晚清中国史》的推测，肃顺诸人虽“赞襄一切政务”，但由于事出突然，尚无先例，他们“所受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想见，“八人帮”“在怎样抬高他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位较低的宗人，绝没有资格当摄政”。悖论即在于，原本最有潜质成为摄政之人的肃顺，却偏偏不是大股东，而端、载二人又难堪此任。

　　当然咸丰并没有病糊涂，于弥留之际，他一面任命八人为顾命大臣，一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也就是说，顾命大臣若想合法使用代替“朱批”的玉玺来颁布上谕，必须求助于两宫太后。咸丰的理想设计，大概是希望双方通力协作，以保证政事的顺畅进行，同时这貌似亦是能确保同治小皇帝平安接班的唯一途径。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暂时制衡。显而易见，对于本已宿怨颇深的双方而言，这种最高权力由两家分摊的局面无法长久，结果矛盾趋于升级，最终导致两宫联手恭王，打掉“大老虎”肃顺等人，开启了幼帝双后、叔嫂共治的洋务新政时代。

　　奈何此阶段清廷的最高权力架构依旧错位，甚或是一错再错。

　　平情而论，“打虎”之后所形成的权力格局，既偶然，又必然。1861年12月25日，帝师翁同龢来到养心殿，平生首度见识了“垂帘听政”的阵势：“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翁“仰瞻阙廷，俯览禁闼，不自知其悲来横集也”。此中情绪，或与御座后面那扇几乎透明的令人生畏的黄色屏风有关。垂帘听政自古有之，太后临时代理国家政事。不过历数前朝垂帘往事，教训总大于经验。垂帘听政极易造成两种结果：后弱，则重臣操权，如南宋杨、谢两位太后；后强，则皇权旁落，西汉吕后及唐代武则天便是典型。熟谙古史的翁同龢，恐怕胸中未尝无此担忧。毕竟先帝暴卒，幼帝冲龄，在如此偶然的情形下，两宫可谓骤然崛起。但她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搞垮肃顺等人，替同治执掌中央控股权，又绝非泛泛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