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后权力结构不稳固(5)

　　蒋氏的观点大体不差。既然学习西方，无基础，乏成例，起初必定异常生疏，故改革就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殊路径。然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是顺利过河，而不是循环往复地埋头在河里摸石头。故改革亟切需要拿出顶层设计，从而追根溯源，系统谋划，在最高层次上寻求政治的解决之道。诚然，囿于改革初期经验不足及“督抚洋务体制”的束缚，清廷中央推进新政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尚可理解，但直至改革尾声阶段，中央依旧未拿出自上而下体现新政远景目标的顶层设计方案。综观近四十年之洋务新政，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居然是咸丰十年(1861年)恭王等大臣上奏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面对如此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改革，难怪蒋廷黻要慨叹：“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此等“远忧”，彼时无论朝堂之上的恭王们，还是抚绥边疆的曾国藩们，都未曾察觉，之后改革面临的困境甚至死局，多源于此。

　　“暗战”：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互搏”

　　英国著名作家布兰德与白克浩斯在其合著的《政治强人慈禧》一书中，将慈禧听政年代分为三期，第一期(1861~1873年)是其“实验性的统治期，其间她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而避免锋芒毕露”。听政之初的低调，一来在于她意识到自古女性统治者在中国常常不得人心，二来在于她对诸多执政常规与程序尚缺乏了解，只能依赖恭王辅佐，避免陷入迷宫般的政务当中。故“她宁愿让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除非受到公开的挑战”。也正因垂帘初期的谨慎与小心，慈禧一度赢得官民之赞誉。

　　既然是“铁拳”，便不单单可打出刚劲十足的“降龙十八掌”，亦可施展以柔克刚的“太极功”。新政肇始，两宫便大张旗鼓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提倡程朱理学。因为两宫知道，先天执政能力的不足，使她们注定无法在洋务方面占据领导地位，故唯有开拓理论阵地，笼络儒学名臣，方能与恭王一争高下。也正是秉此方针，精研与宣传理学成为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几年内倭仁、吴廷栋、李棠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张之洞、潘祖荫等一批理学官僚纷纷进入中枢，充当两宫与恭王对峙的阵前先锋。所以《剑桥晚清中国史》著者认为“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