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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残暴是汉儒的历史性诬陷(2)

来源:www.zhongliu365.com时间:2013-03-20奇闻指数:编辑:admin手机版

 

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体制,缺乏民众监督机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所以当政者一旦不再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民众仆役理当遵循的规则,民主政治的体制,就会遭受毁坏。比如,受赐《洪范九畴》的伯禹,虽然治水有功,却开了在宫廷上当场杀人的先例。这与当政者理当貌恭理当谦卑的要求,无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没有底线的举措,乃是结束最高权力的择贤禅让,把王位断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开了家天下的先例。从伯禹的这种犯规和出格,反观箕子在《洪范九畴》开篇中讲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于伯禹,应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并非是上苍表彰伯禹而有所赐,而是上苍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过底线。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线的历史人物,是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权位的交接,由此从和平的禅让,变成了暴力的夺取。倘若说,家天下的出现,将君王和贤良品质之间的天然关联,截然分开;那么以暴易帜的方式,则将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催生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夺权意识,致使朝政者越来越自我夸张,越来越把天下视为己有,致使君主当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渐淡出。好在殷商时代还没有周室那么明确的等级观念,君主依然受着侍奉民众的道德约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倘若不加约束的话)。因此,君主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一旦遭受臣民责难,不会觉得有损威严。《尚书》记载的盘庚迁都时与臣民的对话,便是生动的事例。迁都主张遭到臣民责疑时,盘庚并没有动用权力压制异见,而是心平气和地向群臣作解释,苦口婆心地给民众释疑。其原因除了盘庚的贤良,更在于当时的君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完全可以接受臣民质疑,并且负有向臣民解说自己政治主张的责任。即便是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在遭受臣子批评时,也没有什么过度反应。《西伯戡黎》可能是《尚书》中唯一残存的纣王形象客观写照:虽然并不如何高大完美,至少表明古时君主的谦卑犹在。面对臣子的大叫大嚷,纣王不过喃喃自语而已。这形象不仅跟明朝三流小说《封神演义》的描述截然不同,即便跟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也断然有别。后人强加在纣王身上的那些残暴细节,折射出来的是后人的心理变态,跟纣王毫无关系。因为殷商时代的君主,不要说实施那样的残暴,就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有关纣王的种种妖魔化描绘,连同那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应该是后人尤其是汉儒对殷商最后一个君王的历史性诬陷。

 

由于殷商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依然将道德要求指向君王,因此后人只能看到他人批评纣王的历史文献,而看不到纣王议论他人比如周室诸公的言词。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君主的,而不是指向包括诸候在内的臣民的。从武王姬发指责纣王的《牧誓》里,人们可以发现,纣王的最大罪状,不过是让妇女参政。姬发将此比作让母鸡打鸣。这并非是姬氏家族真理在手,正义在胸,而是源自两个邦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不同。殷商虽然世袭,但不像有周那样等级森严。殷商也不歧视妇女,可以在庙里将女娲供为神明,也可以在为政时听听女人的意见。但周室奉行男尊女卑,根本不容妇女有任何发言权。姬氏家族对殷商的指责,实属干涉他国内政,骨子里是在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强词夺理。

 

后来的孔丘不懂这个道理,竟然会误以为周室姬氏家族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没见到被人批评;而被他们所灭掉的纣王则是邪恶的,因为有姬氏家族临战前的动员令《泰誓》和《牧誓》为证。孔子不知道,姬氏家族诸子,在一统天下之前,其诸候的地位还不足以高到到被他人评头论足。及至姬家得了天下,又不许他人非议了。周公建制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在于将道德视作统治民众的手段,而不再是由民众监督君王权力的一种方式。
文章:深海生物 白矮星 大西洲 德国飞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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