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残暴是汉儒的历史性诬陷(5)

看看董仲舒这付狂样，再回顾箕子如何开导武王姬发，什么叫做圣贤，便可一目了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一字不提。说完之后，远走高飞；毫无籍此做一把帝师、换取俸禄谋求仕途的意思。没有严词谴责姬氏家族强行入侵，以暴易帜，已经算是很给对方面子了。应得了天下的君主之求，向对方作一番建言；如箕子者，再低调，也能让对方感觉到耳提面命的份量。由此对照二千多年之后，一代新主身边的那些个谏言者，亦即政治协商会议里的衮衮诸公，是些什么模样。突然想到一个称谓：最后的贵族。倘若真有最后的贵族，应该是箕子那样的人物吧。

就人文精神而言，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与箕子同时代的姬昌，与箕子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姬昌的儿子姬发，不会那么恭恭敬敬地前去请教前朝遗老。姬发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胜者为王的胜者不是？而五百年后的孔子，与姬昌又不可同日而语。再过五百年，著名的汉儒之中，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董仲舒，又比孔子相差了一大截。一直退化到二千多年以后，便有了“最后的贵族”那样的现世报。在这部退化史中，汉儒的作用，也许值得玩味。

汉代儒林，最值得尊敬的，无疑是党锢英烈。当年在课堂上，听早先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讲说汉末党锢，诸如八俊八固之类；讲者激情澎湃，听者热血沸腾。二十多年以后，因为撰写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重读有关史料，突然发现，原来是场以儒治国的悲剧。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西方的政治模式成功在法治，中国的专制历史失败在始终坚持人治。嬴政的暴政是人治，东汉的儒治也是人治。区别在于，一者以霸权治国，一者以道德治国。人治通常被诉诸这两种方式，或者是独裁的高压造成恐怖政治，或者是道德的标高造成极度贫困。毛泽东的突破在于将这两种人治合而为一，从而开创了既恐怖又贫困的史无前例。

以儒治国并非是君主回归谦卑，而是君主抢占道德制高点。刘秀以降的东汉皇帝，常有喜欢作秀的特征。好笑的是，皇帝是在作秀，底下的大臣却当真了。陈蕃就是特别较真的一个。陈蕃一次又一次犯颜直谏，与其说是在监督皇帝勤政，不如说是在扮演当年孔子孟子扮演过的帝师角色。就这种角色而言，不无可笑。但就扮演者的认真而言，实在令人唏嘘。有汉一代的儒生，从贾谊晁错一直到陈蕃杜密，前赴后继地上演了一出出文死谏的悲剧。汉儒虽然迂腐，但其不怕死的刚强劲头，倒是颇具《山海经》里华夏初民的充沛元气。

但必须指出的是，汉儒特别喜欢为自己制造道德优越感。伪造《尚书》，抹黑纣王，出自汉儒手笔。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也是汉儒写照。士林领袖陈蕃虽然刚直不阿，但也过于蔑视他人。陈蕃和宦官间的过节，除了皇帝从中作祟之外，陈蕃对宦官的轻蔑，恐怕也是致祸的原因之一。不懂谦卑，无疑是汉儒的致命伤；也是汉儒向往的以儒治国，与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风范的区别所在。所谓的道德，在上古时代被用于监督君主，到了孔儒手里成了扮演帝师的敲门砖和帮助君主驯服民众的统治手段。儒生一旦踏入庙堂，通常会产生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幻觉，从而不会把他人放在眼里。其实，汉末宦官之中，虽不乏骄横者，但也有清俭退厚者，如丞良贺，曹腾（相传为曹操之祖，不是血缘意义上的）；遗憾的是，他们全都没有获得士林的认同，获得陈蕃他们的尊重。这可以说是陈蕃他们不懂统战工作，也可以说是陈蕃他们过于黑白分明。不管怎么说，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士林领袖自己都不知谦卑，又怎么能够引导皇帝谦卑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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